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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武大学子的自述——马冠武
 

我于1936年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一个破产地主家庭。马氏是一个大家族,可以说县城里颇有名声的“豪门”。有人说,我们是后汉名将马援的后裔,此事我尚未考证过,但马氏家人大多是从事仕途或读书成名者。我的一位远房伯父曾留学法国,与周恩来同志一起学习和工作过。另一位远房叔祖父和我的大伯马采14岁时就远赴日本求学,抗战时回国效劳。叔祖父当了我县一中的校长,而我的大伯则成为中山大学很有名声的哲学美学教授。我的三叔在1927年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中也颇出风头,年纪较轻,竟敢在红场大会上发表昂扬的讲话。四叔解放前参加东江游击队,不幸牺牲,成为烈士。五叔很小的时候也外出读书,早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广州市建设银行代理行长,现在享受离休待遇。

可是我的父亲终生在家,因为经营不善,家境逐渐败落。最后只剩下一点家产,另有自耕田地一亩多,经济来源部分靠我的母亲劳动所得。1950年初我县解放,整个家族跌至谷底,我的父亲也于1951年因病去世。我们兄妹3人全靠母亲拉扯长大。幸好我们外公和舅舅开了一家小型印制厂,我可以在假期里进厂做小工,舅舅们帮我交学费。

海丰解放时,我刚刚小学毕业,考上海丰一中。也许是受家族传统的影响,我读书很用功,成绩优秀,加上本人忠厚诚实,表现良好,先后获得“优等生”、“突出优良表现”、“建校模范”等称号。入学不久就加入团组织,并且被选为全校的学艺部长、学生会主席,还作为入党对象加以培养。这在当时全国刚刚解放,比较讲究阶级路线,上级领导对我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的状况下,是少有的现象,说明学校领导人的政策理念很有个性,很有胆量。本人也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1955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厪教授和唐长孺教授。登上珞珈山,像是进入新的世界。入学不久,我就被选为991班团支部书记,后任全系团总支组织委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参加学校篮球代表队,被指定为球队的政治队长,分管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技术队长是高镒光)。

武汉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李达校长曾是党的一大代表。珞珈山环境优美,武大名家辈出,藏书丰富,是读书求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我认真学习,1956年就被评为“优秀生”,最后不仅以全优成绩毕业,而且更重要的是学到了许多知识,学会了思考,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团内外的工作也很认真,颇有成绩。还接待过在北京的苏联、东欧和印尼的留学生暑假南下旅行团到武汉大学参观,特别是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更是兴奋不已,终生难忘。

但是,在武大读书期间,也有一些不快之事。一是大鸣大放反右期间,我曾告诫我的初恋女友(中文系一位优秀女生)不要太出风头,不要上主席台。此事竟成为党内讨论我入党转正的热点。有人说我暴露了党的机密,犯了政治上的错误,但参加过“长征”的调干学生党员张焕潮同志却认为本人学习不错,诚恳为党工作,是真正的“三好学生”,应按期转正。当时我政治上不够成熟,对同志们的批评存在着抵触情绪,经过几次的争论,最后被以泄露党的机密和自高自大为由,取消了我的入党预备期(历史系1956年入党的共有4位学生,其中包括我在内的3位都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取消了入党预备期)。不过,当我分配到广西师院工作之后,武大党委经过讨论,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并且通知了广西师院党委会。

第二件事就是1958年武大和全国其他高校一样,开展所谓的“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矛头直指学校的高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系批判的重点人物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唐长孺先生,当然,还有其他的资深教授。我们毕业时没有撰写毕业论文,而用批判文章来代替。学生们分成若干小组,我和刘某某领头的小组共有六位同学,论文题目是《批判唐长孺先生错误的阶级观点——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试图运用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其他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批判”唐先生的这一名著。文章竟然被武汉市党委机关刊物《理论战线》1958年第9期采用,成为当时武大历史系唯一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还得到了一笔不少的稿费。当时似乎有些得意,但过了一些时候,回过头来看,就感到自己在政治上、理论上、业务上十分幼稚。唐先生是当时魏晋南北朝史权威性的专家,这本书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具体的科学的研究之后而得出的正确结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必读的经典之作。而我们却错误地理解毛主席的理论观点,并且教条式地生硬地加以运用,伤害了唐先生。这个错误使我一生感到极大的内疚和难堪,感到非常地对不起唐长孺教授。有了这个教训,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上变得比较冷静、沉着和慎重。

 

毕业前夕,几乎所有的同学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我几次在分配志愿表上的第一志愿都填了新疆。一是想去边疆地区锻炼,二是想去体验一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生活。可是分配方案公布后,却有点意外,本人被分配到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系任教。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广西也属于西南边疆的落后民族地区。我们这一届历史系毕业生分配大都不够理想,约有三分之二的同学分配到中等学校工作,相对于他们来讲,本人还是比较幸运的。当年从武大分配来广西工作的毕业生共有16位,其中历史系有8位,临走时,武大团委书记王令高同志让我把这些同学的密封档案随身带来,说这样到校后工作安排会快些,我因责任太大,不敢答应。

到了广西师院历史系,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工作,之后调教史学评论课。当时心想经过党的多年培养,现在应该干点成绩,为武大争光,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不仅因为桂林城市太小,学校图书资料不多,地方闭塞,讯息不通,更重要的是1959年秋天正是我国自然灾害严重、经济困难时期的开始,学校安排的劳动特别多。此时我刚毕业,年轻身体好,没有负担,又很听话,院系所有的劳动项目,都要我参加,先是桃花江种菜,尧山开荒,龙胜捡菜籽榨油。后是向仁山打砖,大榕江抬木头,青狮潭建水库,还有兴安社教。1965年毛主席号召学习江西共大,要建分校,广西师院抽出13人(每个系1人)到良丰农场做筹备工作,历史系当然派我了。这些劳动大多时间比较长,其中参加兴安社教长达一年之久,接着就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从事学术研究,只能做些一般性的教学、辅导工作,批改学生作业,指导学生毕业实习,写一些一般性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这种状况直至1972年才发生变化。这一年学校复课闹革命,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7年大学又开始恢复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招生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调教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华人华侨史等课程。这段时间,我配合前辈陈伟芳教授、钟文典教授从事太平天国革命资料的调查,公开出版了《金田起义》一书,为教学需要,我们编写了《中国近代史教程》和相关的教学参考资料。广西教育厅要编写中学历史试用课本,点名要我参加。

在此期间,我参加了广西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先任理事,后任副会长,在邢凤麟、饶任坤(武大历史系同班校友)会长的领导下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从1981年开始,四次参加由广西和广东省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每隔五年轮流坐庄召开的天平天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入选相关的论文集。

因为科研成果比较多,我被任命为历史系副主任,分管全系的科研工作。当时的科研经费太少,但我还是想法设法让老师们尽可能地参加区内外的学术活动,甚至还帮助过一些写出优秀论文的学生外出参加全国的科研会议。卸职后又任两届历史系工会主席,工作也比较出色,曾获全校“先进工会奖”,并被桂林市总工会评为“先进教工之家”。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84年李嘉诚创办汕头大学,因为我是潮州人,当时广西民族学院院长袁似瑶(也是潮州人)推荐我去任教。汕大筹备处负责人亲自到桂林找我谈话,历史系主任李时岳多次来示,催我去报到,连我夫人的工作,几女读书的重点学校都安排好了,但广西师院和广西区党委不肯放人,当时广西师院历史系确是人事教紧,教学工作忙,本人还是留下来了。不久佛山师专要升级办大学,该校副校长黄天柱教授也一再要我去协助他工作,一再发来调函,广西区党委也不肯放人。在广西师大工作期间,本人曾被评为“先进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

 

1996年我退休后,首先把过去绝大多数公开发表的文章汇编成《中国近代史散论》,由香港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加入桂林钱币学会后,历任广西钱币协会理事、桂林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外国钱币学术小组组长、桂林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会副会长、桂林收藏协会顾问等职。与会长陈功印共同主持编写钱币学专著4部,主管一年4期的《桂林钱币通讯》和一年一册的《桂林钱币学会学术文章汇编》一册以及《桂林钱币学会十年文选》(一)、(二)的出版。多次举办外国钱币观摩研讨会,多次举办外国钱币综合性和专题性的展览,让学生和市民免费参观。本人还撰写钱币学术论文30多篇,多次参加广西钱币学会召开的年会,撰写的文章还被中国钱币学会点名参加在南宁召开的“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及研究研讨会”和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海峡两岸钱币文化学术研讨会”。

入会20年来,撰写的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在《中国钱币》、《收藏》杂志、《西部金融研究·钱币增刊》、《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区域金融研究·钱币增刊》、《广西金融研究·钱币增刊》、《香港钱币研究会会刊》等国家级或省级权威杂志发表。文章发表后深受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资深编辑的认可与好评,并获广西社科联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这是到目前为止广西钱币界个人在广西社科联获得的最高层次的奖项),广西钱币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多项,多次被广西钱币学会、桂林市社科联、桂林钱币学会评为“科研积极分子”、“先进个人”和“模范会员”,被广西老科协、广西老教授协会和桂林市老科协、老教授协会分别评为“优秀老科技工作者”各一次。

此外,本人还撰写了多篇评论外国邮品的文章,在《集邮》、《集邮博览》、《岭南邮刊》、《广西集邮》等刊物发表。几次外出旅游之后撰写的《俄罗斯游记》、《毛里求斯见闻》、《阿联酋印象》、《旅美东西海岸10日纪实》等文章在内部刊物印发后,也颇受好评。

我现在已是古稀老人了,精力差矣。回首过去,总觉得浪费的时光太多,应做的事太少,到了晚年,只能尽些微薄之力,做一点力所能及之事,做些义工,不能为母校增光,只能聊以自慰,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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